朋友們，今天我要對你們說，儘管眼下困難重重
但我依然懷有一個夢。這個夢深深植根於美國夢之中
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以皮膚的顏色
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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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夢》
Martin Luther King 馬丁·路德·金恩

1963年8月28日，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發表舉世聞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演說的地點選擇在象徵意味濃厚的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訴說著自美國前總統林肯解放奴隸制百年後仍須努力的美國夢，同時也是全世界的夢。同樣發生在平權意識崛起的1960年代，在戰後英國急需重建的歷史背景下，幼小的Dennis Morris跟隨著母親從牙買加移居到倫敦東部哈克尼市（Hackney），這裡也成為日後倫敦主要的黑人社區之一。
 

Dennis Morris 9歲開始接觸攝影，11歲時Dennis Morris掌鏡拍攝的照片幸運地被刊登在英國主流報紙《每日鏡報》上，自此Dennis Morris便與相機形影不離。1970年代，為了跟隨知心好友，同時也是雷鬼樂始祖的音樂人Bob Marley，Dennis Morris義無反顧地離開了家鄉，與摯友踏上音樂與攝影的旅程，在1974年與Bob Marley展開了第一次英國巡演。之後，深受音樂影響的Dennis Morris也認識了龐克搖滾天團性手槍（Sex Pistols），為他們拍攝專輯封面並記錄下登台演出的片刻。英國傳奇搖滾歌手Marianne Faithfull也和Dennis Morris有過合作。Dennis Morris的一系列攝影作品捕捉了英國紹索爾（Southall）錫克教社群的精髓，並被英國政府以英國遺產之名收藏。

今年，在熱愛攝影、音樂與藝術的agnès b.贊助下，Dennis Morris成為了「京都國際攝影節」（KYOTOGRAPHIE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的一部分，並在京都SEKAISOKO世界倉庫舉辦個展「Colored Black」，詮釋了東倫敦加勒比僑民在60年代至70年代的生活情景，以及部分Dennis Morris深受音樂的靈感啟發。5月，在agnès b.的邀請下《PPAPER》有幸親臨了展覽現場，在展場實際體會Dennis Morris影像紀錄的真實以及在隱藏在真實下的張力。

作為京都國際攝影節的一部分，KYOTOGRAPHIE也與Dennis Morris進行了一場深入訪談。

訪談
KYOTOGRA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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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Morris

interview by Sayaka Sameshima
original text by Nana Tazuke
原文刊登於KYOTOGRAPHIE官方網站
訪談內容僅為PPAPER翻譯

請告訴我們你與攝影之間的關係？
我在9歲時發現了攝影，這是一個非常神奇的過程。我在11歲時拍攝的第一張照片被刊登在英國主流報紙《每日鏡報》上。後來，很幸運地，當我還是個十幾歲的少年時，我遇到了Bob Marley。我還真的離開了家裡和他一起去旅行。我們也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從離開學校到他去世前都一直與他維持著合作關係。我也為龐克搖滾樂團性手槍（Sex Pistols）拍攝所有照片，還為Public Image Ltd（編按：也是另一支英國龐克搖滾樂團）創作了logo。總而言之，我記錄下了許多片刻。
 

對於日本人來說，很難想像在英國社會裡，黑人文化是如何歷史性地被接受和發展的。以你的一張照片「Growing Up Black」為例，我們如何通過這件作品來理解英國的黑人文化？
我成長的Hackney是倫敦東部的一個地區，主要居住著黑人。倫敦大致上有兩個主要的黑人社區，一個是哈克尼，另一個是Brixton。在我小時候的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我們被稱為「有色人種」。隨著我們長大，我們變成了「黑人」。所以，「Growing Up Black」的標題就是基於這樣的事實背景。透過這件作品，我想讓人們了解我們作為一個社群在英國建立生活的情況。我們是第二代移民。在上完學後，我們立刻開始工作，因為我們不想重蹈覆徹父母的過去，他們被當作白人的奴隸對待。當我離開學校時，我不想在工廠工作，我想成為一位藝術家。所以，這對我來說非常困難，因為當時英國幾乎沒有，或者說很少有黑人藝術家的存在。

你是如何堅信自己的夢想的？
當我遇到Bob Marley時，他告訴我「Dennis，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你只需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願景和夢想」作為一個黑人，這是非常真實的。如果你不相信自己，你永遠無法成功。這就是我所做的，此刻我在這裡，我也將繼續在京都這麽做。

作為一位黑人攝影師，當你拍攝加勒比黑人文化的照片，同時也拍攝白人英國樂團如性手槍（Sex Pistols）和石玫瑰（The Stone Roses）的照片，在英國的反應如何？
當我與性手槍或石玫瑰合作時，我從未將自己視為一個黑人與一個白人樂團合作。我只把自己當成一位藝術家，這也是我能夠得到這些影像的原因。我不將自己歸類為某個身份，我只是一位藝術家，而他們也完全接受。我從未將自己視為一個黑人。我知道我是黑人，他們也知道我是黑人，但我就只是一位攝影師。
 

19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之後情況和反應有改變嗎？
沒有。我認為多年來，人們已經接受了我是一位黑人攝影師並且我的文化背景本身就不同的事實。我認為人們現在對此也更加地開放。你必須意識到，在音樂中，一些偉大的音樂和音樂家是黑人，而且他們也總是有白人粉絲。他們是不是黑人並不重要，他們只是喜歡他們的音樂。這對我來說也是一樣的。人們不在乎我是黑人，他們喜歡我的攝影，我們互相喜歡。你知道，這就是一種愛的交流。
 

那麼，英國和美國的反應有比較大的不同嗎？
美國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在美國，種族問題總是令人無法忽視的。在美國，種族問題永遠處於一切事物之前。在美國解決這些分歧之前，問題永遠都會存在。美國是一個很棒的國家，但他們必須解決這些問題。

對你來說，音樂也是重要的一部分。KYOTOGRAPHIE在2023年建立了一個新的音樂節「KYOTOPHONIE」。對你來說，音樂是什麼？
這麼說好了，音樂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沒有音樂，就沒有生活。許多人透過音樂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就像Bob Marley之於我。他的音樂非常特別，當我遇到他時，透過他的音樂我找到了自己。所以，音樂對我來說非常非常重要。同時我也是一個名為「Basement 5」的樂團的主唱。
 

你的攝影作品中也涉及到音樂的主題。
是的，在展覽中會展示許多在俱樂部中發現的音響系統（Sound System）照片，例如Count Shelly音響系統。

告訴我們更多關於Count Shelly音響系統的事情。在20世紀60年代末，人們買新房子時，它通常安裝在地下室是嗎？
基本上是的，西印度人透過音響系統派對籌措他們的貸款。他們將地下室空出來，然後舉辦派對收取來賓的費用。如此一來他們就能支付房貸。這些派對被稱為「藍調派對（blue party）」或「shebeen」。
 

這也就意味著音響系統是他們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是的，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這是一個社群在週間裡暢談生活的一種方式，也是聚在一起宣洩壓力的方法，以及在週末相聚在一起享受美好時光。在那個時期，對於黑人來說去club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們不被允許進到任何club。所以他們創造了自己的club，並在地下舉辦了這些派對。

所以，音響系統具有一種社交意義嗎？
是的，它是社交聚會的一種形式。
 

在疫情期間，我們必須保持社交距離，這與社群之間相聚的習慣完全不同。自COVID-19以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也再次成為一種重要的態度。您對我們仍然處於這個轉變中的感受如何？
我認為在疫情之後，人們變得更加疏離，變得孤立無援，人們也發現彼此很難再次團結在一起。因為人們分開了三年，我們必須學會再次團結，而這只能通過愛來實現。彼此相愛，相互尊重，尊重他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思維。然後，我認為人們將再次團結。

請給KYOTOGRAPHIE的參觀者一些訊息。
我在日本與日本人一直有很棒的經歷。我愛這裡的文化、食物、人們，我愛日本的一切，真心的。保有你們的文化，保有你們的歷史，展望未來，保持積極。我很榮幸成為KYOTOGRAPHIE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