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限制了我們對居住權的想像？長期以來，若是外國朋友向我詢問台灣政治光譜現況，我都會先跟他們解釋：台灣沒有左派政黨。更精準的說，應該是台灣沒有具有實質影響力的左派政黨，我們有本土跟外來政黨在國家主權意識形態之爭，但就經濟與社會福利擘劃上，基本上都是貼近著新自由主義式的資本主義型態之右派路線。

這麼說或許有點抽象，就以近年來發燒議題的「社會住宅」，作為城市與國家發展的重要公共政策這題來說好了。台灣要到2011年末立法院三讀過「住宅法」，加上後續幾年的修修改改，社會住宅作才第一次以國家做莊的方式以只租不賣的手段，保障弱勢人民的居住人權，至此也才算是第一次有了合乎我國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的生存權之觀念的切合。也是到這年，我們才有實質的立法去呼應1966年聯合國就已經通過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裡第十一條所提到的「居住權」（the right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世界人權宣言(UDHR) 以及聯合國國際人權法案（又稱聯合國大會第 217 號決議），所提及的「居住權」是普世的基本人權概念。

 

 

這也代表著，在此之前的台灣社會，政黨，NGO，普遍上都不曾（或是說不敢）認真思考住屋（居住權）應不應該有別於一般商品成為買賣套利的工具。似乎瀰漫著一種若是過度左傾的態度，會惹來台灣長期以來站在親美抗共前線的精神分裂非議。過去台灣經歷過國民住宅政策，過渡到所謂的合宜住宅，都也是從市場面擴大份額，企圖去抑制房價著手，但最終都因失敗而停止。甚至在1989年間，第一波無殼鍋牛運動所訴求的「居住權」，都以「住者有其屋」作為其核心訴求，思考的是高漲的房價讓中產無法買房的現實。那撐起「住者有其屋」議題背的「居住權」論述中，似乎少了些什麼？ 要到十年之後的1999年，第二波無殼蝸牛運動興起，在選舉節奏推波助瀾之下，才重新論述了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並催生了2011年三讀通過，並於2012年實施的「住宅法」。但如今的還在強褓中的社會住宅政策，面臨的問題有哪些，我想從我自身的經驗說起。

2020年九月，我入住了新北市位於新店的央北青年社會住宅，以種子住戶的身份，成為政府在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中，去標籤化政策目標的其中一員。過去因為國宅，平價住宅，住戶組成單一下，加上沒有管理機制，以及私有化問題，或違法分割雅房出租之亂象，通常都成為大家口中的鄰避設施。這個標籤，長期以來一直都在台灣社會住宅推動進程中揮之不去。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國宅與合宜住宅缺少了「公共性」的想像。雖然說過去國宅、平價宅、合宜住宅，都對標著弱勢族群之社福目的，但「公共性」的發酵與輻射效應，並不是只在社會福利的給予，更需要社會參與，對話與操演多元的社區樣貌。當台灣人口老化速度加快，傳統的家庭照護漸漸式微，公民社會如何在這個基礎上，以公共支出，國家體制下的社會福利安全網，建構一個家庭照護之外的第二條路徑。而這個安全網對標的不是單純的經濟弱勢族群，而是整體老化的社會，少子家庭的支援體系，單親的現實，以及身障者與性少數的無奈。

 

第二條路徑，其中就包括了只租不賣，且住戶組成多元的社會住宅。此模式有別于過去單純以社福思維，解決在「住者有其屋」資本市場脈絡下的無家問題。 當下的社會住宅，立基於「住宅法」，開始著墨在過去所忽視的「公共性」。然而作為「公共性」敲門磚的種子計畫，到底有沒有效果，執行計畫的培力團隊實際功能為何？是值得我們去深究的問題。2020年入住至今也有三年，種子換了又換，第一批進來的種子好像只剩下四戶。培力計畫的團隊，介於種子與新北市政府之間的模糊角色，不透明的溝通模式，疊床架屋式的量化 KPI（關鍵績效指標）活動產出，強行的青銀共居遐想，讓種子戶，與一般戶，市政府，培力團隊，以及社宅外包的管理單位都相互產生的一些相互拉扯的緊繃張力。

種子計畫的設想，以活化社宅空間，推廣「公共性」與「公益性」的橋樑，來撕下污名化的標籤當然立意良善，但實際執行時發現，當政府把責任外包給也依然是要盈利的培力公司團隊，或是說社區營造公司。表面上看似合理的交給專業團隊處理，但事實上，培力團隊與種子之間就有了上下關係，同時間卻也有績效上的競爭關係。這樣的矛盾，生產了一種莫名的不信任狀態，這不只是蔓延在種子與培力團隊之間，更流動於種子與市政府之間。更擴及到種子與一般戶。（多數一般戶以為種子戶是有償的獲得種子資格）。也是因為這樣的認知落差，三年中多數種子戶，以新北市央北社宅為例，直接退出計畫，轉成一般戶的也所在多有。這中間的道出了許多種子對於付出與期待收穫的不對等問題。

 

 

央北社宅種子計畫在一開始就不太順利，推敲其一可能癥結點，在於種子計畫本身或許有資源的挹注，但是這些資源並沒有合理的分配到種子計畫上。若我記憶無誤，一開始時，種子能動用的資金是每一場活動約250元新台幣上下，在後續爭取之下提高到600直到現在的半年3000。申請資金程序與條件繁瑣，在初期大多數種子乾脆放棄申請，直接倒貼。也因為資源不足，大部分種子都放棄原本申請時所提出的計畫，而盡量重新設計一套在資源可行下的縮小閹割版。但當看到培力團隊在執行自己的KPI活動時，那可運用的資源又好像不是那麼拮据。這裡可能產生的想像是，市政府對於給予了大量的資源的中間的執行單位多有結案要求，而執行單位在扣除獲利，與薪資之後，將大部分剩餘資源用於自家活動的績效，然後轉嫁剩餘量化指標的執行內容於無償的種子戶。這樣一來，既可看起來有大型活動的效果，又有量化多產的種子活動。而種子做得如何，對中介團隊而言其實並不重要，只要符合市政府的合約即可。

種子戶必須參與的培力課程更是一種走行程的大拜拜，重複式的口號，虛擬出一種社區營造想像。好像要把種子戶當成社造公司的新進員工來教導培訓。一種上對下，我懂社區營造，你們都不懂的假設。 這與種子計畫本身種子就應該有的多元能動性之概念其實是矛盾的。 這樣的荒謬感，都可以在一開始種子評估時就直接排除，但為何不能？急著上架？種子計畫吸引力夠不夠？種子是有償工作還是無償回饋？在思索這件事時，讓我再分享另一個在此計畫中出現的問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思考。

 

 

新店央北社宅的種子計畫是以銀青共居（跨世代共居計畫）吹起號角的。我並不知道這是當初新北市政府的設定，還是培力團隊的發想，但無論如何，種子戶之間的矛盾與摩擦就在這個強行推動的設定中展開。 央北銀青共居的概念想像，是把不熟識的青年種子與銀髮種子配對後，分發入兩房或三房的單位裡。先不說生活模式的不協調所產生的問題，生活空間的支配與權力關係也在長輩與青年的認知落差上產生了嚴重的對立。種子之間在Line群組裡的各種爭吵，堅壁清野劃清界的線八點檔劇情，成了銀青共居的現實。而引爆原子彈的引信，令人驚訝的是培力團隊居中協調的不透明，與不合理的決定。令人不解的是當銀青計畫戶沒有一戶不是處在壓力鍋時，培力團隊作為中間的溝通者，先是尷尬的用問卷詢問銀青戶是否有意願分開到不同單位住，試著要解決問題。 但後來又改口說，只是詢問可能性，抱歉！窒礙難行。這可能牽涉到培力團隊與市府簽訂要達成的目標績效（當然我這裡也只是猜想），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稽核現實。但為何要先答應銀青戶（培力團隊的說法是只是詢問）可分開住的期待，也得到想要分開住的回應後，又反悔。這樣出爾反爾的行為，且無法交代緣由的沈默，最終引爆了種子戶與培力團隊的激烈爭執。

這幾件事說明了市政府在過度希望達成KPI績效的這種管理思維上，實質意義的已經扭曲種子計畫本該帶來之正面效益。中間引進所謂的專業團隊看似合理，事實上只是卸責於一個外包且權責不清的一團迷霧。若是種子計畫原本希望的效果是呈現多元居住體的組成，並且吸引能動者，推動生產場所精神。或許，放寬種子資格門檻，在計畫申請時就先審核計畫的「公共性」，依計畫直接給予種子資源，並且相信種子創作者的產出落實於社區與周邊即可。就像任何一個藝術駐村或設計補助申請一樣，有需要中間再請一個培力團隊來疊床架屋嗎？現在的社會住宅有種子計畫，有培力社造團隊，還有前導公共藝術計劃（公共藝術的培力團隊公司），與實質公共藝術計劃。本質上，都在做相同的事情，一份資源被扒四層皮，除了在報表上可看見的數量上的美化，我看不見質上面的「公共性」。為何不能就讓種子成為真正的種子，讓種子計畫本身就是公共藝術計劃？

 

 

台灣在「住宅法」通過後，根據內政部營建署資料顯示，我們的社宅比例從2011年的0.08% （荷蘭34%、英國20%、丹麥19%、美國6.2%、日本6.06%、香港29%、新加坡8.7%），緩步上升到2022年的0.64%，與我們希望達成的5% 還相差甚遠，依然需要更多的關注與支持。當我們的社會要邁向理解居住權是基本人權時，面對老化的社會，少子的家庭，單親的現實，身障者與經濟弱勢者居的不易，以及性少數的邊緣化，都是「社會住宅」政策「公共化」的目標。我們期待社會公民對「公共性」的支持時，希望政府能看見，量化的績效不應該是社會住宅成功與否的評價要點，不要一昧的追求KPI，而錯估那些深根於此的創作者所能帶來的實質社會效應。讓多元入住這件事藉由提供合情合理的條件下落實於生活裡的自然發生。

這一系列的操作，若不能在「質」上的更推進，甚至讓周邊區民感受到社會住宅的進步性與期待感，我對單純在量上的較勁感到隱憂，這很可能讓社宅計畫在不久的將來逐漸「夜市化」。到哪裡都是賣一樣的內容，到哪裡都只看見色彩繽紛的假象。 所以是誰限制了我們對居住權的想像？你說呢？

作者介紹

熊元培 Yun Pei Hsiung。身處設計與藝術模糊邊界的創作者，目前就讀於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嘗試著用設計的手段執行社會雕塑，一種從物件去啟動行動的社會介入。他認為，不男不女，是一種美德。Instagram：@yunpeihsiung